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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躺在病床上,心中被焦虑、不安和恐慌紧紧缠绕,仿佛无数条无形的绳索,勒得我几近窒息。

那与常英简短的电话通过后,我的思绪如脱缰的野马,肆意奔腾。我不知道她接到电话后的心情究竟如何,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她担忧的模样,那熟悉的脸庞是否已被愁绪布满?她能否承受得住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呢?

一想到两个孩子,我的心就揪得更紧了。小美正处在复习考大学的关键时期,这个时候她还能有心思专注于学业吗?小洋在学校读书,又该如何面对别人的指指点点和议论呢?这书还能念得下去吗?

越想越觉得对不起他们,心中的愧疚如同沉重的枷锁,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我多么渴望能立刻飞到他们身边,紧紧地拥抱着他们,给予他们安慰和力量。

此刻,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,只要能让我出去,能让我和家人在一起,我什么都不要了。什么职位,什么曾经让我为之奋斗的目标,现在都变得毫无意义。

病房里弥漫着一股沉闷的气息,那惨白的墙壁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冰冷。窗外,夜色如墨,浓稠得仿佛化不开。星星点点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着,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故事,而我的故事却充满了痛苦和无奈。

然而,现实却无比残酷。那些人并非想让我放弃职务这么简单,他们是要把我送进大牢,将我打成腐败分子,然后去请功领赏,或是换取提拔升迁的资本。

他们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毁我人生并让我身败名裂、家破人亡之上,我怎么会遭遇如此悲惨的命运呢?我又该如何最大限度地减轻这一灾难带来的恶果呢?我的大脑一片空白,如同荒芜的沙漠,找不到一丝希望的绿洲。

我不知道常英能否听懂我的意思。当时我说小美二婶知道我在那里,是因为小美二婶是医生,很容易联想到我在医院。我十分想念常英及其家人,只能想出这么一点可供她们联想的信息。幸运的是,她们确实也想到了。

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。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那些人既能体面下台,又不致我于死地。

我确实想配合他们,只要他们能说尽快让我回去,让家人放心,和家人团聚,我即便受点委屈也没关系。降我的职也无所谓,只要能早点出去。正是这种愚蠢弱智的思维,动摇了自己的信念,削弱了自己的意志。

正是有了这样的愚蠢的想法,在那些办案人员的威胁、欺骗、引诱、恐吓,甚至是指供、诱供、骗供的情况下,我完全失去了反映事实真相的能力。明知是编造罪证来害自己,还积极配合,只为了取得他们的欢心,争取一个好态度,把自己的命运彻底交给了他们,亲手将自己送进了深牢大狱。做出了亲者痛、仇者快,抱薪救火、扬汤止沸的蠢事。

那些人为了有人照顾我的大小便,到劳务市场找了一个刘庄乡姓刘的乡下人。这老刘大约四十多岁,不识字,长期做钟点工。他来到医院后,那些人不让他单独和我讲一句话,只在他们的指派下做事。如果发现他有一次和我单独讲话,以前的工资就一笔勾销,同时还要求他监视我。

老刘那憨厚的面容上,带着一丝无奈和拘谨。他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工作,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我看着他,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哀。

我们都是被命运摆弄的人,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,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助。

大约在我住进解放军医院的第三天,我偶然看到医院走廊好像是常英的影子,从门边闪了一下。那一刻,我的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渴望,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。我不顾一切地大喊一声:“是常英吗?我在这里。”

很快,常英和三弟甄荣、三弟媳余庆婵、二弟媳刘惠兰四人已经到了门口。

常英看到我头上缠着纱布,腿上打着石膏,浑身到处都包扎着伤口,泪水瞬间像决堤的洪水般涌了出来。

她扑了过来,直问那些人:“怎么把人打成这样?”她的声音中充满了愤怒和心痛,让我的心猛地一揪。那些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,无言以对。

常英拉着我的手,小声地对我说:“他们打你了吗?”我对他们说:“他们几个人打我一个,我实在受不了,没有办法。”

甄荣说:“你们办案人员应该依法办案,他有什么错,哪怕是犯罪了,也应该依法办案,不应该打人。”

我对甄荣说:“你要记住,他们的确对我实施了最残酷的暴力……”

刚要继续往下说,那些人打断了我的话,不让再说,接着把他们往外撵。

常英临走时捏着我的手说:“打死你也不能胡说。”

我也小声地对她说:“你把家里的事安排好,不要管我,你也管不了我。”

那一刻,我的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。我们仿佛是两条在暴风雨中漂泊的小船,无力地挣扎着,却无法改变命运的走向。

这次常英来见面以后,由于我们本身就没有什么经济问题,彼此只是关照不能自己害自己,把不属于自己的事往自己身上揽,不能乱说胡话。相反,正因为这次在医院看到常英那几天内憔悴的样子,让我更加舍不得她在家受罪,更加害怕因为我不能尽快脱身回家,给她带来更大的灾难。

我的情绪更加不安,焦虑更加沉重、紧张,心悸、恐慌,完全动摇了我的主观意志和自信心。

窗外,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上,却无法温暖我心中的寒冷。我望着那苍白的天花板,心中充满了迷茫和无助。不过常英最后一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。我想,从现在开始,你们怎么说,怎么定,怎么查,我都等着,反正就这个样子,最多局长不当回家做个体户过日子。这种想法,在我脑海里存了很久。

令人痛心和不堪回首的是,在那些人的诱骗、恐吓下,我最终没有坚持住,再次动摇了信念。

为了争取一个好的态度,为了取悦那些人,为了保护他人,为了保护两个弟弟和常英不再像我这样受罪,我自作聪明,改变主意,主动把所有事情都包揽下来,葬送了自己,坑害了一家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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