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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是只看建安二十年的头三个月,那这一年,一定是梁祯的幸运之年,正月,梁祯率军在吕梁山大败鲁肃率领的孙权军,斩获数千人,二月,梁军步骑六十万,逼近寿春,十天之后,寿春城破,守将凌统 战死。

凌统可是江东十二虎臣之一,他的战死,给吴军士气所带来的打击,无疑是极其巨大的。而梁军经此一战之后,更是气壮山河,高歌猛进,势如破竹,大有就此一统江东之势。

三月,华歆、王朗等一众士人正式上书汉帝,请求汉帝表彰梁祯重塑河山之功,破格册封梁祯为魏王,并从冀州割出十个郡,作为梁祯的封国。此疏一上,朝野俱震。太仆杨彪当即表示,有太祖遗训在此,非刘姓不得称王,因此华歆等人的用心,是险恶的。

杨彪并没有直接谴责梁祯的不臣之心,而是借以太祖刘邦当年那句“非刘姓而王者,天下共诛”的祖训,来指责华歆、王朗等人意欲置梁祯于不义之地,进而要求梁祯除掉这些人。

杨彪是历经两朝的老臣了,其人又出自同为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,无论是在庙堂之上,还是在江湖之中,都享有崇高的声望,因此他一开口,华歆和王朗等人,就立刻陷入了不义之地,士林之中,讨伐他们的言辞,亦是不绝于耳。

梁祯是在四月初接到华歆、王朗等人正因提请给自己封王的事,而被口诛笔伐的消息的。当即,他就下令停止向合肥进军,同时,留下徐晃镇守寿春,五天之后,更是下令诸将率军各还本州,而自己则带着从邺城来的中 央兵团,返回邺城。

若是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,梁祯无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,因为孙权早在得知寿春城破,凌统 战死之后,便率军退还江东,仅留下猛将甘宁,率领一万多军士,驻守在孤城合肥。要是此刻,梁军乘势猛攻合肥,那合肥城,十有八九是要归梁祯所有的。

但若从全局来考虑,这个决策,也不能说是错,因为坐镇尚书台的华歆,已经被来自士林的攻击给搞得焦头烂额,哪里还有精力和时间去操办东征大军的军资的输送?而且,华歆、王朗等人不过上了一封奏疏,就引起了这么大的一片声讨之声,这还只是在明面上的反对声,暗地里呢?会不会又有第二个董承,在密谋“衣带诏”?

因此,梁祯才会连合肥都不打了,带着部曲就往邺城赶,以试图在矛盾变得不可调和之前,率重兵赶回邺城,以震慑住庙堂中的那一帮蠢蠢欲动的野心家。

只是,俗语有云: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梁祯想到了邺城可能会出事,因此急不可耐地往邺城赶。但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,自己可以通过舍弃合肥的方式,来扼杀了从邺城诞生的阴谋,但却无法保证,在自己力所不能及的地方,不会发生任何灾祸。

这件事,还要从建安十五年说起。当年,黑齿影寒率军平定关中后,梁祯的谋士们,总共替他提出了三条建议,即东、南、西三个战略方向。其中,上策是取寿春、合肥,因为这一路上,都有河网相依,军资转运便捷而成本低廉。

中策是取襄阳,因为这襄阳乃是荆州北上中原的门户,若是能够将其掌控在手,那刘备就算北伐的执念再深,也会因襄樊防御体系的存在,而不得不望江长叹。

下策是先取凉州,后取汉中,安定关中的同时,从北面威胁益州,以增加刘备的压力。

此三策,无论梁祯最终决定采纳哪一条,对孙刘而言,影响都是巨大的,因为上述的这些战略重点,一旦为梁祯所占据,那统一战争的主动权,便会被梁祯牢牢地握在手上。但只惜,这三条计策,梁祯虽然都听进去了,但却没有从中采纳一条,而是打算见步行步,因为这襄阳、寿春和合肥、凉州和汉中,梁祯都想要。

而众所周知,都想要的结果,就是都得不到。或者说,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,才能得到。

除了在大的战略方向上,梁祯举棋不定之外,在小的方向上,他也是谬误频出。就拿这关中来谈,无论是荀攸还是黑齿影寒,都再三委婉地道明,欲取汉中,必平凉州。如此,大军方可安心入蜀,而不必担忧背后的陇地。

但梁祯,却将这最重要的决策,交给了梁琼来做。而他又恰恰“忘”了,梁琼和黑齿影寒不和,因此为了无论是为了拔高自己在军中的威望,还是在梁祯面前,证明自己比黑齿影寒能干。梁琼都必须采取与黑齿影寒所说的,完全相反的策略,如此方能证明自己技高一筹。

梁琼的这种心思,贾诩知道,荀彧知道,荀攸知道,钟繇知道,黑齿影寒知道,法正知道,黄权知道,就连梁祯自己,也是知道的。但鉴于种种原因,梁祯一直没有正视过这个问题。如此,便给了法正、黄权可乘之机。

只惜,法正和黄权不是贾诩或荀攸,他们的建议,言辞一点也不委婉,不,他们甚至懒得用言辞来说服梁祯,而是直接采取行动来向梁祯证明此举之弊端,而这行动结果便是:梁军汉中兵团全军覆没,主帅梁琼兵败身死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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